在空氣潮濕的中國南方沿海某個城市，劉先生正開著白色寶馬轎車兜風，車或許是真的，但他用的黑色小巧的智能手機肯定是假的。

　　“但我的手機有藍牙、GPS定位、Wi-Fi、調頻收音機和攝像頭，還有成百個小游戲，甚至還能錄音，”劉先生說。“我投資了50萬美元生產它。”

　　31歲的劉在大學時學習美術，還兼職設計香煙盒，這座城市有成千上萬生產“水貨”手機賺大錢的人，他是其中一位，幾百萬部這樣的手機不僅在中國銷售，還出口到美洲、拉美和中東幾十個發展中國家。

　　“世界各地都有，”卡爾·韋弗(Karl Weaver)說，他是中國移動設備產業鏈方面的專家。“你能在大商場里見到這些手機，也能在背街小巷和一些地下市場看到。人人都在賣。的確很好賣。”

　　據北京CCID市場咨詢公司估計，2008年中國生產的7.5億部手機中有20%，約1.5億部要么是仿冒名牌要么是沒有牌子的手機。而其中5100萬部在中國售出，剩余的則被銷售到國外市場。

　　這些手機在中國被稱為“山寨機”，而僅僅幾年前，這種水貨手機產業還幾乎不存在。那時只有幾家屈指可數的非法公司生產黑市手機，常常質量很差，因為模仿起來很難，更別提掌握手機生產技術。

　　2005年，這一切都因為一家來自臺灣的微芯片設計公司聯發科(Mediatek)而改變，它開發出專家稱之為“成套解決(Turnkey solution)”方案——把許多復雜手機軟件系統集成到同一芯片平臺。這使得組裝手機更加方便廉價，廠家能以讓人震驚的速度組成新的手機型號。

　　“聯發科基本上算是把整個市場商品化了，”上海工業設計工作室Asentio的創始人喬納森?李說。“它讓你能非常廉價簡單地生產屬于你的手機。幾乎任何人都能做。”

　　幾年后，山寨機的生意又得到新一輪發展，這是由于中國政府放松了手機制造商數量的限制，從而降低了幾百家企業的行業門檻，他們都渴望在全球較大手機市場分一杯羹。

　　“這做起來很容易，因為整個生產鏈都在中國，”韋弗說。“只要看看全球供應鏈如何在手機設備制作業的流程，發現其規律，那你就不難去做自己的事情，這并不復雜。”

　　小工廠 大回報

　　到2008年，預計有3千到4千家山寨企業出現，許多都不超過10幾個雇員，有些甚至只在一間公寓的客房或者個人住房的地下室辦公。一些企業公開仿制著名品牌，生產些只是名字稍作改動的手機，另外的企業則制造自己的特殊產品。

　　不管是哪種廠商，山寨機現象都引起了正規企業的注意。這些手機，一般只賣100美元左右，已經迫使名牌手機降價，并開始侵吞他們的市場份額。

　　“你沒法兒和他們競爭。沒法兒，”中國電信的手機設備生產商華為公司一位雇員說。“現在因為山寨機，要想從手機設備制造中盈利幾乎不可能。”

　　一些生產商，像諾基亞，說他們正和中國政府一起打擊這些企業，并提升公眾對水貨手機潛在危險的注意，其中一些山寨機有過電池爆炸或過量輻射問題。

　　“我們和中國官方有良好的工作合作關系，”露茜·尼科爾斯(Lucy Nichols)說，她是諾基亞全球知識產權總監。“中國政府也認識到這是個需要解決的問題。”

　　除了警示使用山寨機可能造成的風險，中國政府還未采取嚴厲舉措來抑制地下手機產業的擴展。

　　一些專家認為，這是因為相關企業攪亂了合法與非法企業的界限。盡管他們仍參與些不正當的行為，比如逃稅、逃避產品安全檢查和使用盜版軟件，但一些山寨機廠商正逐漸開始注冊企業，制造品牌，并已經和國內大品牌取得了幾乎相同的認知度。

　　無論注冊公司與否，幾乎所有山寨機生產商都和那些大企業的配件供應商合作，特別是在經濟危機背景下，手機銷售大幅度下滑，這種合作這能讓工廠運轉起來。

　　不只是模仿

　　許多山寨機生產商不僅是模仿，也開始進入創新領域。一些廠家開始發展適合本地市場需求的產品，為那些在港臺和大陸間穿行的商人設計了雙卡手機。

　　一些產品有非常巧妙的外形設計，有的像個香煙盒或者手表，有些能識別假幣，還有專為老年人設計的大屏幕和大尺寸鍵盤手機，有些手機為農民專門設計了大功率揚聲器，能讓他們在外干活時聽到手機響。

　　“這對培養草根創新是條很重要的路子，”邱林川說，他是香港中文大學專門研究山寨文化的傳播學教授。

　　“這些山寨機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原動力，如果引導的好，能形成來自底層、正常的富有成效的創造力。”

　　來自山寨機的殘忍競爭還在迫使手機降價，而一些高科技技術的價格仍持續上升，這使得許多公司僅僅因為他們無法像幾年前那樣盈利而倒閉。

　　近幾個月，有幾千家山寨公司消失或者轉移到新的領域，比如制造山寨筆記本電腦或山寨數碼相機。

　　劉先生也在計劃他的離場戰略。他說他不太確定接下來做什么，但無論做什么，他都希望會賺很多錢。“我正努力實現一個大的構想，”他說。“任何成功都有捷徑可走。”